《读书》首发 | 崇明：伟大、节制与信仰

编者按

说起戴高乐，不论是他在“二战”力挽狂澜拯救法国的贡献，还是保持法国地位、不依附美国的外交策略，或是解决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明智手法，都令人印象深刻。本文的重点放在戴高乐的精神底色和心路历程的分析上：他怎样理解法国的溃败；为什么他对纳粹强权不但不恐惧，还对其必然的毁灭抱持信心；法国的抵抗到底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抵抗？借由他的著作、演讲录、回忆录及其周围人的记述，让人看到一个思想深邃的政治人物，一个怜悯慈爱的父亲，一个满怀信仰和希望的基督信徒。

伟大、节制与信仰——戴高乐的抵抗

文 | 崇明

（《读书》2020年11期新刊）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八日，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在BBC发表了号召法国人抵抗纳粹德国的简短演讲。这一行动日后成为法国当代史乃至整个法国史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在当时却鲜为人知。在溃不成军、巴黎弃守、数百万人争相南逃的法国，真正听到这一演讲的人为数不多，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戴高乐是何许人也。当时戴高乐既无政府授命，也无民众拥戴，不握一兵一卒，除了总理雷诺临时拨付的区区十万法郎，几近赤手空拳，他从哪里获得了勇气来致力于拯救法国、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1940年，戴高乐在BBC对法国人演讲

一

在五十年代写成的《战争回忆录》开篇，戴高乐写道，他终生都对法国具有“某种观念”：“没有伟大则法国不成其为法国。”一九四〇年法国的溃败特别是投降无疑是足以警戒世人的巨大不幸。当一个民族堕入臣服的深渊时，伟大何在？

对他而言，一个民族的伟大并不在于她在一切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业中始终能够取得胜利，而在于在遭遇分裂、腐败、战败和奴役时，仍然能从自身的历史和精神中汲取力量重获自由和新生。戴高乐自幼受到深具人文素养、担任预备班文科教师的父亲影响，迷恋法国历史，从军后特别是在军事学院任教时对法国军队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法兰西及其军队》（一九三八年出版）一书，对军队在法国历史上的重要角色进行了探讨。“法国是利剑铸就的”，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武力，但军事的价值取决于政治；如果没有良好的政治，武力则会被滥用。法国之挺立在于强大的权力和坚固的军队的结合，或者说集权的国家和常规军队的结合。在书中，戴高乐只用了一章“起源”概述了古代和中世纪法国的军事史。在他看来，法国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是从旧制度开始的。戴高乐对旧制度有一种相对理想化的理解，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哲学：“旧制度的政治是关于情势（circonstances）的政治。避免抽象化而考虑现实，注重效用甚于高贵，注重恰到好处甚于轰动一时，对于每个具体问题，寻求实际而非理想化的解决方式，对于手段并无多少顾忌，但是在要追求的目标和国家的力量之间遵循恰当的比例，在这一点上，旧制度的政治很伟大。”相应地，指导军事的也是经验主义、事实、理智和时机。戴高乐洞察到了旧制度的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特征，但是他淡化了路易十四的扩张主义政治和战争所暴露出来的绝对主义政治的过度倾向。他欣赏于旧制度的是注重均衡的古典主义，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意识形态化对立日趋尖锐和极端，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总体性和毁灭性的。戴高乐引用了后来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成为将军的圣日耳曼的话：“为了建造军队，不需要摧毁一个民族。”旧制度战争的特点不是“摧毁敌人、大规模入侵、不顾一切的民族抵抗”，而是局部性的，目标是对敌对国家造成某种打击从而实现具体明确的国家利益，这与“一战”这样通过民族动员来完全击败对手、摧毁敌国的总体战有很大区别。这一总体战在法国大革命中已经初现端倪。戴高乐指出了革命战争和旧制度战争的差别：“不再是争夺一个省、地方权利、继承的利益战争，而是原则的战争、民族战争，因此很激烈。”革命战争突破了对旧制度强国构成约束的框架，造就了伟大也带来了混乱。伟大在于革命生发的民族激情激发了法国士兵的斗志；混乱则是革命内部的冲突、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斗争对军队的指挥造成了严重的干扰。

伴随大革命的余波，拿破仑以其军事天才让法国成了欧洲霸主，但也因为其无节制的野心而最终让法国走向了失败。此后，从复辟到第二帝国，在十九世纪的多数时期，法国军队的表现乏善可陈，从滑铁卢以及拿破仑帝国的彻底终结到色当战役之惨败和第二个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法国“从一次灾难走向另一次”。不过，第三共和国早期仍然能够积聚力量，克服重重分裂，以充分的动员、顽强的意志、务实的战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这部从封建制时期到“一战”的军事史呈现了法国在历史上的兴衰荣辱，失败与胜利交织、耻辱与光荣共存。在这幅图景的最后，戴高乐指出，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法兰西民族背负着最沉重的痛苦枷锁，但从不屈服；虽然种种经历并没有让这个古老的民族消除罪恶，但她不断树立新的希望；她会陷入幻想，但也会从中摆脱并奋起。法兰西民族在历史的重负中不断自我更新是戴高乐的演讲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八日在阿尔及尔的演讲中，他谈到，法兰西是“充满艰险的历史所塑造的古老民族”。《战争回忆录》开始于他对法国的“某种观念”，也以这一观念终结：“古老的法兰西，承担历史的重压，遭到种种战争和革命的打击，不断在伟大与衰败中往复，但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总会被更新的禀赋不断振兴。”这两处的历史均是大写（Histoire）。戴高乐没有在历史中像米什莱和拉维斯那样建构浪漫主义、共和主义、进步主义的民族神话，也没有像莫拉斯那样宣扬保守乃至反动的反启蒙、反革命、反现代的思想。他客观地审视法国每个历史时期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力量和弱点，但并非是实证主义的历史还原，而是检视得失，汲取教训。更为重要的是，在戴高乐的历史哲学里，历史并无明确目的、方向和规律，而是充满了斗争，法兰西民族在其考验中孕育其生命、涵养其禀赋、塑造其精神，并通过历史传达出一种时刻面对重压和挑战而不屈服的坚韧的民族信念。这是他所理解的法兰西民族之伟大的根本所在。因此，一九四〇年的溃败对他来说是法国历史上的又一黑暗时刻，但同样也是他的祖国再次从其精神禀赋中汲取力量而奋起的契机。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发表的抵抗演讲公告 

二

在戴高乐看来，无论政治和军事都需要接受某种事物的自然秩序和均衡的限制，一旦跃出这一限制，则必然造成灾难和毁灭。对事物秩序的尊重和节制的必要性，是戴高乐思想中另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因此，虽然纳粹通过极权主义组织动员和大规模机械化工业生产制造出来魔鬼般的巨大军事力量，看上去席卷一切，但戴高乐并没有被吓倒，因为他深知，十九世纪以来德国的精神和力量不断挑战事物的自然秩序，已经在“一战”中招致了惩罚，现在必然重蹈覆辙，再度走向毁灭。

早在一九二四年，戴高乐就发表了《敌人当中的纷争》一书，对德国“一战”失败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戴高乐尤其批判了德国领袖的自我崇拜：“典型的对庞大无度的事业的趣味、不惜一切代价扩张个人权势的激情、对人类经验确立的限度、对理智和法律的蔑视。”他指出，这种崇拜是德国将领在军事领域运用尼采的超人思想的结果。他们自认为这种个人主义崇拜正是德国的力量所在，对个人荣耀的追求就是对祖国的贡献，因此他们蔑视“奴隶大众”、绝不考虑人类的痛苦，或者认为这种痛苦是必要的、可欲的。这种藐视人道的狂热的唯意志主义完全背离了戴高乐所欣赏的古典规则和秩序。只有在这种古典规则和秩序中才能找到“对均衡、可能、分寸的感受，只有这一感受才能使充满能量的努力变得持久并硕果累累”。在《法兰西及其军队》中，戴高乐勾勒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崛起及其从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向威廉二世的世界政治的转变：“这个民族被诸多受压抑的激情搅扰，节制无法在那里持续下去。”这一点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这些尼采主义者（指德国的军事领袖）不接受他们的权力意志受到任何限制”。

当然，这种无节制的唯意志主义并非德国人的专利，而是工业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总体战所展示出的现代性的无度一面所带来的后果。这一点，在法国，在拿破仑身上同样可以看到。戴高乐批评拿破仑不能理解“灵魂和物质一样有其限度”。正是对权势与光荣的无节制的渴望最终导致拿破仑走向溃败，“其坠落是巨大的，正如其光荣也是巨大的”。戴高乐对拿破仑持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拿破仑确实给法国带来了光荣，激发了法国人的民族自豪和爱国激情，通过超人天才和民族自豪的结合搅动了人们灵魂深处的激情、热忱、献身、忠诚和对伟大的渴望。戴高乐欣赏于拿破仑的，主要不是他的卓越天才和个人荣耀，而是其英雄主义对民族的振奋。另一方面，他则冷峻地指出拿破仑使法国“被压垮、被侵略，失去了鲜血和勇气，比起他最初统治法国时更小，被迫接受糟糕的边界，由此带来的祸害后来也没有被纠正，使法国暴露在欧洲的疑虑当中，以至于一个世纪后仍然要承受其后果”。拿破仑的失败及其给法国带来的灾难是“节制的悲剧性复仇、理性的正当的愤怒”。

戴高乐经常被人指责为波拿巴主义者，有独裁倾向，然而从他对拿破仑的批判来看，他深知专制和独裁破坏事物的自然、背离节制，也许能带来短暂的辉煌，但必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个人和民族造成巨大灾难。戴高乐的副官克劳德·盖（Claude Guy）记录了一九四六年戴高乐在和他的谈话中对独裁的评价：“短期来看，独裁有时能够发动大规模的事业。但它最终会以失败收场，因为为了让人们接受约束和道德压迫的重负，就必须让国家卷入到夸张的事业中，以获得成功，让国家投入一系列外部冒险，必然以失败告终。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对独裁。”在这篇演讲中，对拿破仑的批判同样针对的是专断的帝国权力，“皇帝权力的本性把法国推入到战争的恶性循环中”，只有不断的胜利和征服才能坚固皇权的正当性，结果迫使拿破仑在无休止的战争中走向覆灭。根本上，正是基于对历史兴衰和心灵秩序的洞察，戴高乐相信希特勒的独裁、纳粹的狂暴必然最终烟消云散。

三

戴高乐自少年起就相信自己肩负着拯救和领导法国的使命，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剑锋》一书中系统阐发了领袖哲学。他指出，没有道德权威则没有真正的领袖。然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却正在陷入权威的危机，权威到处受到指责和攻击，自身也丧失了信心。权威的败落源于数世纪以来“道德、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衰落”。二十世纪是被工业化、标准化、同质化塑造的大众时代，戴高乐引用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称人类正变得像“蚁穴”，独立不羁之辈日益受到威胁。这里，他和托克维尔、密尔、加塞特等思想家一样，深切意识到现代民主和大众社会对个体自由和创造构成了威胁。不过，戴高乐指出，在任何时代，人都需要被领导，正如人需要吃饭睡觉一样：“这些政治动物需要组织，也就是说秩序和领袖。”人类社会离开领袖和权威则无法存在，在现代大众社会中同样如此。

戴高乐《剑锋及其他作品》

如果对卓越和优秀构成了挑战的大众社会同样离不开领袖，那根本问题就是它需要什么样的领袖，或者说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领导大众，是诉诸法西斯式的仇恨和煽动来建立独裁，还是立足于道德和心智秩序的卓越来重建权威和自由？戴高乐也对大众表现出某种勒庞式的蔑视，“只能诉诸基本的情感、暴烈的形象和粗暴的召唤才能震撼大众”，但是，他拒绝了在其时似乎即将征服世界的法西斯独裁，不仅仅是因为像前文指出的那样，独裁背离了事物的自然、心灵的节制而必然走向自我毁灭，也是因为它根本上不符合戴高乐对文明和自由的理解。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戴高乐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篇对于理解其思想或者说戴高乐主义至关重要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戴高乐阐发了抵抗运动的精神内涵。他指出，英法联盟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和抵御强敌德国的地缘政治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文明的拯救”。虽然欧洲各民族之间存在种种差异、竞争和冲突，但它们共享了同一种欧洲文明，它体现为一种共同的理想、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相互义务、对自由和正义的共同尊重。换言之，这个文明的基础是“每个人在其思想、信仰、意见、工作和悠闲中的自由”。它诞生于西部欧洲，经历种种磨难不断成长，并且把它的原则传到了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但是这一在本质上倾向于个体的自由和发展的文明和一场与其截然对立的运动狭路相逢了，这一运动仅仅承认种族或民族集体拥有权利，拒绝认为每个个体有资格按照他希望的那样思考、判断、行动”，而是剥夺了个体的这些权利，并且把界定善恶真伪的权力、把掌握生死的权力完全交给独裁者，目的是实现他所承载的族群的全面统治。作为这一运动的产物的纳粹德国，是这个文明最危险的敌人。

这一运动也绝非偶然，而是来自欧洲历史特别是现代性的普遍演进：“在现代，机器对生活状况的转化，群众的不断聚集和由此产生的集体性的巨大因循服从把每个人的自由都击碎了。”人们从事同样的工作、获取同样的信息、投身同样的娱乐、接受同样的教育。在十九世纪早期，托克维尔指出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的重要差异之一就是，前者是由平等造成的相似者组成的。而在戴高乐的时代，大众社会的这种相似性和同质性更为突出。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独特人格和自由选择就无从谈起了。在这种“普遍的机械化当中”，如果没有“伟大的拯救努力”，个体将被压垮。然而，群众却在这一同质化和统一化中获得乐趣和满足，而更致命的是，正是在这种满足中，“正是在这些新倾向当中，独裁者为他们的学说和仪式寻找并找到了成功”。在《剑锋》中，戴高乐指出，人有一种隐秘的对伟大的渴望，虽然作为个体会感觉自己的渺小，但会“接受集体行动，只要它指向某种伟大的事物”。希特勒和纳粹的魅惑在于试图通过战争和征服来展示集体特别是种群的高贵和伟大。在纳粹德国，现代工业大众社会的均质化物质主义为一种新的宗教奠定了基础，民众在同质的、蚁群的大规模集体组织和意识中找到了快乐，因为这种集体狂欢让他们感受到压倒一切的、不受约束的力量。正是在对其他集体和种族的全面支配中，他们体会到了作为渺小的个体所无法获得的权力感以及这种权力感带来的热忱。独裁领袖和狂热大众的呼应所塑造的新秩序是现代技术、扁平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结合的产物，它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对戴高乐而言，法国的抵抗也不仅仅是为了捍卫一个民族的荣誉，而是为了自由和文明的再生。

尽管民主国家终将在这次关乎西方文明生死的战争中取胜，但是如果自由的捍卫者们不做出巨大的努力，不能在现代机械进步强加于社会的演化进程中，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安全和尊严得到完善和保障的秩序，不能确信他们不会为了任何利益来放弃这一秩序，不能巩固“精神对于物质的确定性的胜利”，那么纳粹和法西斯还会再度还魂。而要实现精神的、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更新，作为自由之摇篮和捍卫者的英国和法国必须超越分歧，携手合作，捍卫自由和文明。在一九四一年的演讲中，戴高乐号召现代人在捍卫自由和文明的事业中看到伟大，并以人的尊严超越机械化和扁平化的世界图景。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戴高乐和部下在香榭丽舍大街

四

这种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信念扎根于他的宗教信仰。在戴高乐的民族激情、使命意识和对独裁、暴政的厌恶当中，我们会感到一种炽烈的政治和道德信念。这自然会让人想探究宗教信仰对他的影响。戴高乐很少公开表达他的宗教信仰，在其政治行动中严守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同时，他非常清楚领袖的政治行动与基督教伦理之间的张力：“当普通人不服从时，他应当在其行事方式和程序中抛弃谨小慎微。这与德性无关，福音书的完善不会带来帝国。行动的人不可能没有相当的自我中心、骄傲、冷酷和狡黠。”这一论述令人想起马基雅维里。不过，他的宗教实践，特别是他的生活和思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深沉的宗教意味足以表明，宗教信仰对戴高乐而言是其生命的根基，也是其抵抗纳粹暴政的精神动力。

戴高乐很有规律地参加弥撒，成为总统后在爱丽舍宫中专门辟了一间小教堂，请了他的一个做神父的侄子在周日为他和家人实行弥撒。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参加完弥撒后，在回家的路上，戴高乐和他的副官克劳德·盖就基督教进行了一场饶有趣味的谈话。他对基督教和之前的宗教进行了比较，认为宗教通常都表达了人性的三种本质性的追求。首先是通过祭祀来祈求神的保护的观念。其次是对神的一种道德求助。第三是对死亡之后的彼岸或对新的生命的追求。基督的到来对这三个方面赋予了新的含义。首先，在古代的祭祀中由信徒献上祭物，而在基督教中则由上帝之子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并替他人担罪、受难；在第二点上，基督带来了神意的观念，一个良善和爱人的上帝的观念；在第三点上，在基督教应许的上帝之国里，穷人和被抛弃的人拥有首要的位置。据盖记录，说到这里戴高乐以非常信服的口气说：“是的，这是令人钦佩的：基督向人的痛苦、人的恐慌、人的尊严发出召唤并使它们得到表达，从而把宗教的视域扩展到人的心灵之外，扩展到无法测度的区域。”然后他重复道：“人的尊严……这令人钦佩。”

对戴高乐而言，对于受苦之人的尊严的信念并非某种抽象的观念，而是其生活的支撑。他的小女儿安娜生来患有唐氏综合征，最初这对戴高乐夫妇打击很大。但他对这个智障女儿倾注了无穷的父爱。他有一次对随军神父波杰（Bourgeon）倾诉：“安娜……是的，神父先生，她的出生对我妻子和我是一次考验。但是，请相信我，安娜是我的快乐和我的力量。她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她帮助我停留在人的有限和无力所带来的卑微当中。她保守我守在服从上帝的主权意志所带来的安全当中……她帮助我相信我们生命的最终意义和目标、让我相信天父的家，在那里我的女儿安娜最终会找到她的身高和她的幸福。”戴高乐在女儿残缺、在自己面对女儿的无力感中体会到人的有限性并因此谦卑、信靠上帝。同时，他认为残疾的安娜拥有人的全部尊严，并需要得到更多的爱，最终将在彼岸的生命中恢复身心健康。

1933年，戴高乐和女儿安娜

在人的有限性中信靠上帝并坚守上帝所赋予的人的尊严，这是戴高乐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基督教在肯定人的尊严的同时也重视人的罪。他熟读帕斯卡，深切洞察了人的“多变、无聊、焦虑”，并不否定马基雅维里式的对人性之恶的判断，也不回避政治行动中难以避免的不道德和国家理性。不过，他绝不会像马基雅维里那样认为君主和领袖应当时刻准备进入恶，“自食其言、无视仁爱、反对人性、藐视宗教”，而这正是因为他对人的尊严的基督教式的理解，戴高乐对纳粹的抵抗根本上源于对人的尊严的捍卫。

不难理解，基督教信仰深刻地塑造了他的政治思考和行动。在其著作中，频繁出现信仰、灵魂、希望、拯救、复活、神意这些具有基督教色彩的词。他经常用这些词表达对法国的情感和认知。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民族，法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塑造的。在历史上，法国形成了把自己视为天主教会长女这样一种宗教认同。戴高乐更关切的是法国民族精神中的基督教价值。在一九四七年的演讲中，他指出，“基督教向人类痛苦之谷投射爱与兄弟之情的光芒，散发出在数个世纪中激发了法兰西的精神和道德价值”；法国承载着“为我们的人类兄弟实现自由的福音的职责”，肩负实现上帝所赋予的人类的博爱和自由的使命，因此对他来说，为法国服务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上帝服务。当祖国遭到外敌入侵时，抵抗就成了某种神圣的使命。“面向祖国坠落的深渊，我是她的儿子，召唤她，为她手执灯火，向她指引救赎之路。”这里，戴高乐这位“法兰西之子”令人想起福音书中耶稣这位“人之子”。

“信仰和希望”这两个基督教的基本德性成为戴高乐抵抗精神的灵魂。开始抵抗运动不久，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四日的一次演讲中，戴高乐指出了信仰对于抵抗的意义：“在我们的屈辱的深处，今天应该在信仰、意志、希望中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因为在信仰中，虽然有种种不幸，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战役的失利、领导的昏聩、签订投降协议，都不能就此锁定国家的命运。”在一九四一年布拉柴维尔的一次演讲中，戴高乐以法国为名“在哀悼、考验和痛苦之外，”宣告“不可动摇的信仰”和“光芒四射的希望”。信仰的真正意义在于赋予信仰者一种超越的、永恒的自我认同，在身处黑暗时他不会因为黑暗而动摇、改变和放弃这一自我认同，不会屈服于黑暗所强加给他的屈辱及扭曲的身份和形象，因此在看起来无望和应该绝望的处境中依然持有希望。在作家佩基的影响下，他以圣女贞德的精神来召唤法国人，希望是这一精神的核心：没有希望，则无从抵抗。他在一九四六年辞去临时政府首脑后，在其漫长的“荒野漂流”中，特别是一九五三年后写作的《战争回忆录》的最后一个词就是“希望”，而他在一九六九年再度辞去首脑职位后撰写的回忆录则以“希望”题名。

（Charles de Gaulle, Le Fil de l’épée et autres écrits. Plon 1999; Julian Jackson, A Certain Idea of France: The Life of Charles de Gaulle. Penguin Books, 2019. Daniel J. Mahoney, De Gaulle: Statesmanship, Grandeur, and Modern Democracy. Routledg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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